今天，是我国提出“双碳”目标5周年的日子。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当钢铁巨龙般的风机在戈壁滩上转动叶片，当光伏矩阵在沙漠腹地泛起蓝色波光，五年前的“双碳”承诺，正以一场系统性的革命重塑中国经济与生态的底色。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制造国，五年间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下降3.6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21亿千瓦，森林覆盖率历史性超越25%，新能源汽车年产销突破1200万辆——一个个绿色数据的跃升，见证了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场绿色变革不仅重塑着中国的山河面貌，更重新定义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范式。昔日的高碳增长路径已被彻底扭转，以“绿”为底色的新发展范式，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

锚定目标实现绿色跃迁

新能源全面超越，成为过去五年中国能源发展最鲜明的标志。风电、光伏、电动汽车和储能全方位跨越式发展，成为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动力。2024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277.57GW，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和电池片产量全球占比分别达93.2%、96.6%和92.3%，展现产业链优势。风电五年间从陆上跃至海上，技术与规模持续突破。2020—2024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从不足500万辆增至3140万辆，增长超五倍，占全球六成以上，推动汽车产业升级。同时，储能应用加速落地，各地建设一大批规模项目，为新能源并网和电力系统调节提供关键支撑。

“这些进步不仅提升了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也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领先地位和全球新能源制造支撑。”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

“锚定跃迁”被学者视为概括“双碳”目标五年来影响的关键词。“双碳”目标以顶层设计稳住发展方向，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实现了一场以绿色低碳为关键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系统性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开忠告诉记者，“锚定”是“跃迁”的前提，“跃迁”是“锚定”的结果。“双碳”目标如战略之锚，将中国巨轮牢牢定位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既明确了国家长期发展路径与市场企业的长期预期，也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责任。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多维度“跃迁”：能源结构从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产业竞争力从跟随模仿转向创新引领，显著加速了绿色化、智能化、韧性化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使其进入高速成长阶段。五年来，“双碳”目标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全社会共识与行动，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高质量发展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新阶段。它推动了科技革命、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催生了以“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全国碳市场崛起，增强了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速了传统生产力向以绿色化、智能化和韧性化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性跃迁，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

与此同时，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的构建，标志着我国在应对“双碳”目标等复杂系统性挑战中，国家治理范式实现了从探索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体系化“顶层设计清晰”的关键跃升。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认为，“1 N”政策体系通过多维度配套政策细化行动路径，从“设计图”变成“施工图”，并形成“标准图”，不仅为“双碳”等重大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更通过清晰的顶层设计，为地方实践和行业转型注入了强大动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制度创新。

经济学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双碳”目标的推进还为经济学界提供了丰厚的研究土壤。五年来，相关研究已从政策探讨迈向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形成了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应用价值的学术成果，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对于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廖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双碳”基础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建立了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针对碳污共存的实际，逐步形成了降碳减污协同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实践，发展了气候经济结构理论。林伯强表示，学术界还逐步探索新质生产力与能源绿色转型相结合的理论框架，强调科技创新、要素重组和产业升级在低碳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在林伯强看来，这些理论和著作不仅服务于“双碳”目标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提供新思路与内容，回应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能源安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

未来，学术界应聚焦理论建构、核心命题、实践路径、全球治理等维度，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开展学术化、系统化阐释。黄茂兴认为，理论建构上，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释我国能源治理原创性理论框架，分析能源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能源治理理论，解决新发展阶段能源经济“为何重要”的问题。核心命题上，从能源安全、产业转型、绿色发展等方面，研究能源安全对高质量发展等的战略作用，明确能源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向，解决“发展什么样的能源经济”问题。实践路径上，结合我国能源发展实践和需求，探究技术迭代、政策调控与市场机制协同路径，提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制度设计，构建风险预警与自主可控能力评价体系，推动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怎样发展高质量能源经济”问题。通过多维度、跨学科系统研究，在理论原创性与实践引领性上有所突破，为能源经济发展提供学术与智力支持。

构建自主体系  引领绿色治理

为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学术界应从哪些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以助力我国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告诉记者，过去在推动节能减排、减污降碳工作时，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虽出台了部分经济政策，但重视程度不足。例如“环境税”，在蓝天计划等重大环保行动中，并未被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加以运用。众多环保领域专业人士认为，经济政策对实现环保目标的作用有待加强。

徐晋涛提出，未来五年是中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阶段，碳减排、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极为突出。如何在减污降碳的同时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是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廖华认为，未来可进一步加强机制设计研究。比如，如何调动各方推进碳减排工作的积极性，如何破解分布式新能源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如何设计便捷有效的企业碳排放数据核算机制，如何设计力度恰当、周期恰好的新能源产业政策等。

我国是少数实现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前正普遍面临着难以遏制毁林现象的困境。在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我国积累了一些具有借鉴价值的成功经验。我国需更系统地总结在土地改革与林权改革领域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以充实世界林业经济和政策学术研究。此外，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及电动汽车补贴方面成绩斐然，且在补贴方式转换方面获得成功，这些经验也值得总结推广。

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持续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加速培育绿色化、智能化、韧性化的新兴产业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能源安全自主可控奠定坚实基础，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